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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斌:旅游发展理论重构与学术共同体再定义

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

2019中国旅游科学年会暨第二届全国旅游管理博士后学术论坛”在京圆满闭幕。戴斌院长在闭幕式上做了题为“旅游发展理论重构与学术共同体再定义”的总结发言。

2019中国旅游科学年会暨第二届全国旅游管理博士后学术论坛”在京圆满闭幕。戴斌院长在闭幕式上做了题为“旅游发展理论重构与学术共同体再定义”的总结发言,全文如下:

旅游发展理论重构与学术共同体再定义

——2019旅游科学年会暨博士后论坛闭幕致辞

(2019年4月22日,北京)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

各位学界同仁,媒体朋友,

下午好!

谢谢大家听了两天的会议还坚持到这个时候。在全国旅游学术共同体、携程旅游集团、中国旅游集团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第十一届中国旅游科学年会暨第二届旅游管理博士后论坛顺利完成了全部议程,即将胜利闭幕了。本次会议经文化和旅游部批准,得到了各司室和直属单位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的主旨讲话,深刻阐述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新时代的理论建设目标、任务和方法。各位代表做了富有学术洞察力和建设性的发言,深受启发。借此机会,循例放几幅图,与青年学者谈谈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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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是时代的答题者,也是历史的出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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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我国旅游业也走过了可圈可点的四十年。从近几年陆续发表的回顾文章看,有政府视角,也有教育和研究的视角,总体上还是回应产业发展进程和个体叙事为主。值此大众旅游时代,只有将旅游科学研究和理论建设放在消费主体、市场主体和行政主体互动演化的大框架中,遵循历史进程与逻辑相统一,才可能把来时的路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时代完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

不论是上个世纪后二十年政府主导、创汇导向,还是本世纪前二十年市场驱动、创新导向,旅游学术界在每个阶段都对产业实践提出的问题给予及时回应和系统解答。1987—1990年,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旅游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和业务骨干,在孙尚清先生牵头下,完成了46万字的专著《中国旅游经济研究》和专题研究报告《面对21世纪的选择:中国旅游发展战略》。这一重大国家课题的研究成果,为国家明确旅游业的性质、制定国家旅游的目标和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中央制订旅游发展战略提供了决策依据。包括旅游饭店星级评定标准的引进、研发与推广,饭店集团化,旅行社改制,旅游立法,大众旅游,全域旅游,游客满意论和旅游经济预警等,产业实践每一次重大创新都有旅游科研和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付出。从服务国家旅游发展战略和产业创新的意义上说,旅游研究从未落后于实践,而是一直在与实践同行,并努力引领产业发展的前行方向。任何未经论证就脱口而出“旅游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判断,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更缺乏对历史的尊重。在历史和人民面前,旅游学者需要保持谦卑之心;直面时代的拷问和实践的出题,我们却也不必妄自菲薄。一代又一代旅游科研和教育工作者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们的身影将会闪耀在历史的星空,他们的思想将为后人记忆和传诵。在此,我们要向申葆嘉教授、朱玉槐教授、张广瑞教授、郭来喜教授、魏小安教授、李天元教授、杜江教授、谢彦君教授、保继刚教授等几代旅游学人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资政建言所做出卓越贡献,致以深深的敬意!

回头看四十年所走过的路程,特别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汤因比意义上的“挑战——回应”脉落清晰可见。开始是入境旅游的卖方市场,为了响应国家的创汇战略,我们到处找资源。当然,主要是山山水水的自然资源和历史社会和文化资源,还能弄出个旅游资源分类和评价体系出来,也是够难为大家的了。后来转入买方市场,我们又去做国别研究、消费者行为研究和购物、签证、航权等消费政策研究。再后来国民旅游兴起了,我们研究假日制度、立法与规制、创业创新等。与此同时,有的学者开始贴标签、做规划、开公司,直接介入旅游产业实践,形成了若干“场子”里叫座的作品。更多的学者或者自觉,或者被动地回归体制内的高校评价机制,追求更多的论文发表和学术声誉,积淀了一批“圈子”里叫好的成果。围绕政府需求的资政建言,加上走向市场的商业研究和复归象牙塔的理论研究,共同构成了当代旅游研究的学术图谱。

在新的历史时期,没人给我们出题目了,甚至在众声喧哗的自媒体圈子里,也没有清晰可见的评价体系了。而是需要自我设问“旅游发展为什么”“旅游发展依靠什么”“旅游发展要做什么”。说实话,仅仅是提出这些设问就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思想力量。因为在回答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导向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古典范式,也很容易让学者和知识分子陷入二律背反的思想痛苦。纯粹的哲学世界可能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和哲学研究的丛林时,就已经建构完成了。随着秦始皇的一统天下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周游列国,梁惠王、齐宣王问政于孟子的故事,早已经成为历史的绝唱。从“天地君亲师”到“太子太傅”,再到旧时官衙的“师爷”“门客”,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柏拉图范式的容身之地。崔健和罗大佑都成了怀旧的对象,“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大学生开始从“夸夸群”中寻找安慰与温暖了,旅游学术共同体又将怎样从产业互动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旅游科学研究和理论构建,已经没有人给出明确的题目、判卷子和给评价了,得需要我们自己从产业和自身两个角度去回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为此,我们需要高度的理论自觉,不断增强体系建构的能力,自觉承担“历史托命之人”。

二、理论重构实践始,旅游需要思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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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重构离不开对产业实践的温情注视,在这一点上,大家应当是有共识的。问题是谁的实践和什么层面上的实践,是国民大众的小康社会旅游梦,是创业创新的美丽中国旅游梦。围绕新时代旅游实践所提出的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当代旅游发展理论的产业土壤日渐一日地厚重起来。

自去年国家机构改革明确了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旅游以来,文旅融合就成了显话题。中国旅游研究院组织了三个专题小组,就理论建构、现实突破和主体建设等方面分别展开研究。理论建构主要为了回答为什么要融合,为什么现在提出融合的问题,主要结论是美好生活链接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无论是发展旅游,还是建设文化,都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城市和乡村的品质生活,也是旅游发展的新动力。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和世界文化地标往往也是统一的。

这个命题及其理论阐述实际上是过去十年游客满意度调查的自然延伸。作为旅游目的地城市,应当也可以是主客共享的生活空间。在罗马街头漫步的时光,总是喜欢打量那些随处可见的书报亭、露天的咖啡馆、建筑墙面的画儿与鲜花,以及人们不经意的休闲。《星际穿越》的男主说,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就是陪子女长大,让她们将来有回忆的人生。而所有的记忆都是具体的,具体的场景、具体的人物、具体的话语与温暖。因为具体,所以无法由精英事先设计,也无法由专家控制过程,甚至也无法精准地评价。我认同马克思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也喜爱哈耶克的“如果……我们必须像学会如何驾驭自然力量那样学会如何驾驭社会力量,那他们就错了。这是通向我们文明的毁灭的道路,一条必然阻碍未来进步的道路”。之所以把美好生活置于文旅融合的底层支撑,是希望在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幸福感受面前,所有的科学和全部的理论都要保持必要的谦卑。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找到文旅融合的现实突破口,大数据正在重构旅游市场和文化资源。从已经开业的迪士尼,正在兴建的环球影城,到刚刚签约的上海新世界项目面积9200平方米的《火影忍者世界》,“国际文化IP+国内消费市场”的组合高潮起伏。在此进程中,旅游学者在做什么?主要还是围着金主唱赞歌,做一些调研,收集些数据以发表论文吧。可是本土的市场主体需要了解市场,需要研发产品,需要政策促进,需要我们把论文写进他们的生产实践中。《芝麻街》看上去是个影响美国几代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系列动画节目,事实上从一开始它就是个研究项目。无论是项目启动,还是后续跟踪,都离不开持之以恒的数据采集、生产和应用。需要指出的是,旅游大数据绝不是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弄几块大屏幕、跑几个互联网公司的消费数据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扎实的团队建设、平台搭建、模型构建和场景应用。一个月以前,我们与大业漫奇妙合作共建亲子文旅实验室,就是想以把文化和旅游融合研究成果、文化娱乐和旅游休闲大数据,应用到企业生产实践中去。

培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市场主体,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应当也是旅游科研和理论界的关注重点。为游客提供品质服务,为居民提供就业,为国家贡献税收的,是各级各类市场主体,而不是机关公务员和专家学者。在体制内的科研院所平台上,和大专院校的象牙塔内静心做学问的人,不可以不接触产业实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读书和发论文成长起来的旅游学者再努力,总体上也不如经济学者和管理学者那般对市场有感。学者再睿智,他对市场的判断能力和商业的决策效率也比不上企业家基于经验和理性的直觉,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与旅游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以及千千万万的导游、计调、讲解员、厨师、服务员等一线从业人员在一起。尤其是大量的小微型企业和创业创新者,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不为人知的艰辛,更需要旅游学者在“了解之同情之”的基础上,为他们鼓与呼,并尽可能把自己的才情奉献给他们。旅游学者与市场主体的关系,偶尔是引领,常常是服务,总是与之同行。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这个科学年会上,每年都会为一名企业家颁发“旅游思想者”。曾经多次被问及,为什么是企业家而不是学者,似乎后者更应该有“思想”才是。在我的心目中,思想从来就不是虚无飘渺的冥思,也不是佶屈聱牙的文字,更不是故做高深的模型,而是溯知行合一的历史长河而上,向现实生活中漫寻。梁建章、王正华、陈妙林、罗军、洪清华诸君,以其才情和努力把自己的思想化作了满足国民旅游福祉的现实,以超前的产业思想把旅游发展推向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高度,难道我们不应该以承载中华文明的正统文字为他们树碑立传吗?正如同志们所看到的那样,每年的颁奖辞是以文言文撰写,不少获奖同志也是尽量以类似的文风回应。之所以采用如此风格和庄重仪式,是希望为商学两界的互动增加相应的历史感,而不是将之视为随随便便的事情。还希望年轻一代的专家学者对传统文化有必要的敬畏感,能更好使用我们的文字。说实话,每当看着旅游内参和研究报告的花脸稿,我都会很痛苦,读完博士、评完教授,难道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吗?写下的文字除了发论文、评职称,难道不需要考虑实际用途和读者感受吗?如果当代旅游学者研究成果确实推动了时代的进步,学术思想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么终有一天,政商各界的朋友们也一定会将思想者的桂冠戴在我们的头上。

三、每个时代都在寻找历史托命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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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研究旅游、研究文化,还是研究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从来都不是为了个人的成名成家,而是为了“更多的国民参与、更高的品质分享”,为了“人类在大地上更加自由地行走”。这份理想要求旅游学者和将要从事理论研究的“青稞”“青椒”们,从一开始就要树立信念:把论文写在旅游产业实践的大地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归于时代。没有信仰的学术,没有思想的理论,是走不远的,也做不大的。很多人从读书的那天起就在算计,如何读个名校的热门专业,找个名师做博导;如何发论文、拿基金、升教授、做博导,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平台的价值,然后通过不断地跳槽以获得最高的交易价格。梁遇春先生为纪念诗人徐志摩写下《吻火》:“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是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过个暗淡的生活,简直没有一点的光辉,数十年的光阴就在计算怎么样才会不上当里面消逝去了,结果上了个大当。”我和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博士团队倒是经常在一起谈书论文的,有厚德载物的《论语》,有行云流水的《古文观止》,也有孤独时反复诵读的《门槛》“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甚至,走进之后也无法听到背后响起的那两句话。就这么走过来了,也会走下去的,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因为,这么多年冷暖自知的坚守和殚精竭虑的奋斗,都只是为了告诉未来:这代人付出了所有的才情和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

多年前在教育部行政学院学习和中瑞酒店管理学院任职期间,我的大学校长之构想是“大学者,非大楼之谓者,而大师之谓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每每诵读,遥想百年前的中国大学教育,激动到夜不能寐。后来宦海江湖经历日久,回过头来再审视学术,便问反问自己:自己是梅贻琦先生所说的大师吗?真有经世济民的能力吗?真得会“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吗?说实话,有时真的没有底气说出真实的答案来。怎么办?还是得把学术之根深深扎到产业实践的土壤中,把自己的才情和努力贡献到人民所需要的地方去。有了这份历史自觉和理论自信,才能战胜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挑战,才能义无反顾地负重前行。这口气一旦泄了,就无法于夜深人静的独处时光面对灵魂的拷问,也无法抵抗光环加身的无穷诱惑。只有真正忘记那些所谓的功名利禄,方可修得净、静二气,做出不负时代不负旅的大学问来。

前不久读《张国华将军在西藏》,毛主席和中央决定进军西藏,刘邓首长接见张国华和第18军领导。邓小平第一句:“今天谈话凭党性。”将军回答:“一切听从党安排。”直接提要求:“***不去西藏,你指挥部队去。”没二话:“坚决完成任务”。在一线做过主官的人都知道这句承诺的含义,个人和集体都要付出巨大牺牲的,但还是义无反顾,因为上面有国家,心里有人民。摘了几幅老照片发到了微信了,有评价“将军意志坚如铁”,我回复了句古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文之大者,为国为民。学,亦是。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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