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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五一”留下的探问:明年“五一”可否恢复黄金周?

来源:易水文旅

轰轰隆隆的2021超级“五一”终于过去了,相关讨论也告一段落。然而,还有必要顺势对明年的“五一”有所追问和期许,而这些追问最终会货真价实地聚焦指向放假天数上。

轰轰隆隆的2021超级“五一”终于过去了,相关讨论也告一段落。然而,还有必要顺势对明年的“五一”有所追问和期许,而这些追问最终会货真价实地聚焦指向放假天数上。

2021的超级“五一”假期,关于“调休”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支持者认为调休凑长假为远距离出行创造了机会;反对者认为调休造成连续工作日加长,似是放了个“假”假。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调休年年有,有人欢喜有人怼。之所以今年的吐槽特别狠,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这是疫情真正进入防控常态化后的首个“大节”。原本只有1天的假期,被硬是前拼后凑调成了5天。调的力度有点大,造成的反弹也就大一些。

疫情之下以及之后,“五一”假期留给2022的念想,将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那么,明年有没有可能通过增加法定假日、科学调休回归7天黄金周?

01 为什么要这么大力度地调休?这或许可以从调休制度的源头说起。

我国法定节假日制度化的调休开始于1999年。正是这一年9月,国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创造了春节、五一、十一这三个黄金周。但这三个假期都是3天,通过调休凑成7天。为什么要凑?一个大背景是,当时全社会正在开展一场以“假日经济”为主题的大讨论。

1998年,可以说是我国自改革开放后财政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避免经济陷入通货紧缩,我国从1998年开始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一个重大目标。

为了刺激消费,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此后不少政策都可以在1999年追溯到源头。比如,从1999年11月起开征税率为20%的储蓄存款利息税;从1999年8月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减免;央行从1998到1999年持续下调存款利率,并从3月起允许所有中资商业银行开办消费信贷业务;1999年还是职工增加工资最多的一年……

当时关于如何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在理论界、产业界甚至全社会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讨论,那种热闹程度差点要赶上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景象。“假日经济”的概念正是在这场讨论中频繁被提及。不过,当时对假日经济的定位倒是基本一致,那就是落实中央要求、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

在《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公布几天后,《北京日报》在9月25日就刊发了预测性的报道《一年三次长假激活假日经济》,并在版式中间用加黑加粗的字体写了一行:

旅游业受益最多。

事实上,在1999年政府采取的多项刺激消费的措施中,效果最明显的正是十一黄金周。在首个国庆长假中,全国出游人数达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人民日报》在当年10月07日第2版刊发了一篇《“假日经济”激活南京市场》的消息,里面说:“南京人大量地走出去,外地人又大量地到南京来。经济,正是在互动中发展的。”

200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1999年工作时,专门提到一句:“国家增加了法定节假日天数,既促进了消费,又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调休、假日、经济,这些概念是彼此密切相关的,都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假日既是民生要事,也是经济要素。

相较于居住地周边的日常性消费,中远距离移动式消费对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更强。而只有在较长假期的条件下,才具备远距离消费的条件。因此,调休凑假也是大的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其实,自长假制度诞生后,关于调休的争议就一直存在。其中最极端的是2013年放假安排中,因为调休,导致全年1次连上8天班,两次连上6天班,3次连上7天班。当时也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争议,甚至引来公益律师上书国务院。当时,在一些媒体的“引导”下,矛头直指当时的“全国假日办”。但其实假日办只是个协调机构,“背锅”罢了。

当然,“全国假日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存在。1999年,黄金周首次出现。为应对黄金周期间的协调组织工作,2000年由三分之一的国务院部委共同组成了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其办公室就设在原国家旅游局。也就是说,由国家旅游局牵头组织、协调、引导全国假日旅游方面的工作,当然名义上也就包括了公众调休假的工作职能。通常都是,国家旅游局局长担任全国假日办主任,几位副局长担任副主任。

在多年后的一个采访场合,易水听到一位当年力主废除五一黄金周的学者半开玩笑说过,他一开始都有点懵,怎么齐刷刷来了一群旅游学者跟他争论公众调休假的问题,后来才搞清楚原来相关工作职能设定在旅游系统中了。

不过,2014年,运行14年的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正式撤销,“全国假日办”也随之撤销,其全部职能并入新设机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随着2018年旅游部门和文化部门的机构大合并,“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也不存在了。新成立的文化和旅游部倒是有一个“安全和假日处”,归属于市场管理司。

02 事实上,正是由于“五一”假日安排的这种变化不定,让人们缺乏稳定的预期,对调休假期的质疑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一直存在,每逢佳节必发酵。尤其是4天或5天这种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假期,在家宅着觉得浪费,出趟远门又不够痛快,再加上需要2天以上的调休,人们有怨气也是自然的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假日经济与出游体验之间寻找平衡。为此,建议“五一”重新恢复3天法定节假日,通过适当调休回归7天黄金周。

理由有四:

一、提振假日经济依然是大势所趋。

疫情后,经济恢复面临的压力与1998年、2008年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时候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提振消费的紧迫性更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都会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方式来提振经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次强调,要稳定和扩大消费,发展健康、文化、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1999年以来的20多年已经证明,假日经济是刺激消费的最佳手段之一,尽管也会带来些弊端,但“两利相权取其重”是一个成年人的思考方式。1999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接近90%。假日经济虽然名义上是“假”,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丝毫不亚于工作日。

建国以来,我国法定节假日的总天数历经几次调整,其趋势都是不断增加。建国后,最早的法定节假日是7天,1999年增加到10天,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又增加到11天。目前距离上次调整已经过去了14年。根据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对休闲旅游的强大需求,不妨在不改变其他假日的情况下,将“五一”法定假日再增加2天,变成3天,进而通过调整形成7天黄金周。全年法定节假日总天数增加2天,并非颠覆性的变化。相关部门可对成本及收益进行详细研究,也算算机会成本账。

二、法定节假日越长,调休产生的副作用越小。

从历年调休政策看,大多数连上7天班甚至更多的情况,往往发生在3天小长假的调休上。比如备受诟病的2013年,元旦凑了3天假后,由于安排周六、周日两天均为工作日,导致连续上班8天。

而从数学规则上看,法定节假日越长,调休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就越小。如果是3天法定假日凑成的七天假期,最多占据2个工作日。只要将多上的两天班分散到前后两个周末,就不会出现连续上班天数过多的情况。

三、假期足够长,才能起到消费引导作用。

每个消费者在作出出游选择前,都是经过反复衡量的。如果说,1999年的消费者还处于“出门看世界”的狂热愿望中,所以参与假日出游的意愿极为强烈。那么,今天的消费者在拥有更多“消磨时间”的选择的情况下,对于性价比、体验感、服务水平等方面就有了更多的要求。必须有更强烈的刺激,才能刺激到人们的消费意愿。一个足够长的、可以精心谋划的假期便是首要条件。

四,从现实操作可能性上看,“五一”一直就是调休假的试验田。

《豪赌“五一”:一场旅游产业的证明之战》中写过,在法定节假日中,“五一”是最不稳定、最变化多端的,已经来来回回变了4次。从1天,到7天,到3天,到4天,到5天。这种变化,是试探、摸索、犹豫,举棋不定,甚至“临时起意”,既是回应民众的呼声,也是难舍(小)长假的作用。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对于社会上的争议,政策端并非毫无反应,也在及时呼应民意、根据现实需要而做一些调整。

马克思主义经典哲学教育我们,解决问题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主要矛盾的内容会随着历史发展、现实需要而发生变化。现阶段“五一”假期的主要矛盾就是,立足种种新情况、新形势、新需求,一天法定假日太少、调休假不够合理。2000年调成7天,2008年又调成3天,时间就隔了8年。2019年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消费疲软的局面已经在做试探性调整,疫情之后为什么不可以考虑再推出7天黄金周?毕竟距离2008年又隔了十几年。而且决策的思想负担不必太重,如果将来再过个10年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那就再根据新形势调回来,反正“五一”已经习惯充当试验田和松紧带。

当年主张废除“五一”黄金周的一些人士,寄希望于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现在看看带薪休假的落实情况,就一定会深味学者思考问题一切都要从现实国情出发。当然,即使带薪休假,也难以保证家庭成员的一致性。

如今的旅游消费群体已经形成了几大类型,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需要适合远行的长假期的。比如,家庭亲子出游已经是当前最重要的旅游消费类型之一,但家庭出游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孩子与家长的假期能够保持一致,而这种一致性最主要的实现方式就是法定节假日(寒暑假时许多家长无法休假)。

在现实社会中,几乎任何选择都有利有弊。人们对“五一”调休的吐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利不足以弥其弊。出趟远门吧,时间不够;就近玩玩吧,人太挤;宅在家吧,好像又有点浪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让人难免有鸡肋之感。

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去解决。黄金周集中出游带来的种种弊端,也需要在不断完善假日制度、景区管理、科技应用、服务品质提升等过程中去逐步解决。与其别别扭扭,冒着一部分“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意的风险去东拼西凑成5天,不如痛痛快快索性“大方”点,增加两天,给人们更多的选择,市场会给出答案。

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有个颇有见地的观点:我们现在的端午、清明之类的节日,更多还是在延续此前的农耕文明里的节气的传统,这类节日是内向型的,有的为了祭奠祖先,有的跟家人聚会。进入到城市化时代,人们是外向型的,应该有一些假期满足人们新的美好生活的时间需求。创造条件让大家走出去,这是对国家有利、对个人有利的事。而且度假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这个文化的形成有个过程,韩国和日本也是东亚文化,过去也是很拼的,后来现代化以后,一些韩国人和日本人对假期也是非常重视的。这就要求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尊重老百姓,保障休假的权利,灵活、分治、增加假日供给不会给经济和政治带来负面影响。

现在这么大力倡导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这种感觉哪里来?增加两天假日,我们可以算一个机会成本的大账。(原题《超级“五一”留下的探问:明年“五一”可否恢复黄金周?》周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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